是什么促成了如今的曾国藩热?

文 | 夕月

说起曾国藩,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位“晚清第一名臣”,是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功臣,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近些年,各大书店热卖展区最醒目之处必有曾国藩的传记,网上图书商城在传记热卖榜前三中你也一定能找到《曾国藩传》。

罗振宇创业的得到APP里面有个书单,是「带你认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IP」,这第一大IP指的是谁呢,就是曾国藩。

是什么导致了曾国藩在当代读者中这么火呢?

《曾国藩传》的作者张宏杰这样评价:“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他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人,和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但是却靠其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个不朽的境界。

在当代,曾国藩在成功学领域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事出必有因,历史人物在当代人心中能有这么大的长久的影响力,除了其人格魅力,应该还有其它因素综合作用。

近期看了《曾国藩传》这本书,我在被震撼的同时,心底也有了疑问:曾国藩热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曾试着去搜索答案,但并没有明确的结论。直到今天看到了唐浩明先生的一篇文章「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心底便有了答案。

唐浩明先生是岳麓书社的编辑,是《曾国藩》三部曲的作者。以下是2008年唐先生所著「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的全文内容,想必你在看完之后对如今的曾国藩热也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1982年秋天,我从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研究部毕业,分配到岳麓书社。那时岳麓书社刚刚创建,正在做整理出版湖南地方文献的事情,请有关学者列出一大批拟整理出版的湘人著作名单。这个出版计划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的批准,其中有著名的六大全集,即《王船山全集》、《魏源全集》、《王先谦全集》、《王闿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我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事业,很有意义。我向社领导表示,愿意参与这项工作。一年多以后,社里将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的事情交给我来负责。

曾国藩这个人我不陌生,从小时读近代史,就知道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反动头子,稍后还知道他的头上戴着三顶铁定的帽子: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我也知道,过去出过《曾文正公全集》,是一部颇有名气的书。那时是1984年,“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八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在我的思想里,曾国藩虽不在正面人物的范围内,但他的确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文字作为了解那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学术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既然有全集在先,重新再出版,也不是很难的事。所以,当我在应承下来的时候,心情是轻松的。然而,随着这项工作中的深入进行,才知道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将要出的《曾国藩全集》,就不是过去的《曾文正公全集》加上新式标点后的简体横向排版,而是根据省图书馆所藏原始史料的重新编排。说起这些史料的收藏,也颇带有传奇性。

曾国藩是一个档案意识很强的人。他的所有文字,即便是家书、日记这类纯属私人性质的东西,都留有副本,尤其是他后来身为带兵统帅,常年处于战火之中,更是留心录副与保存。有专人替他将一段时期的公私文字,送到他的老家加以收藏。他身后,长年留在他身边的文稿、文件与图书,也被一并运回老家。曾氏后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雇有专人看管,世代珍藏。1949年以后他的第四代孙曾宝荪、曾约农姐弟,曾将曾氏父子的部分亲笔文字带去海外,其他大量的文档则留在老家富厚堂。经当时省政府中有识人士的保护,这批文档逃过了险遭焚烧的一劫,被安全运到长沙的省图书馆。又因这批文档不被重视,存下后就不再被人理睬,而侥幸躲过“文革”破四旧的大劫,终于度过百年沧桑,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我用一辆板车,将社里惟一的一部复印机运到省图书馆。社里派出一名复印员负责复印,我则在图书馆里的一间矮小破旧的库房里,寻找和翻阅那些需要复印的文档。百多年下来,当年那些文档大多已经发黄、变硬,有的还被蛀虫蛀得支离破碎,每翻开一页,都得格外小心,而且往往被随之而来的霉味呛得喉鼻极不舒服。工作环境既不好,进展又慢,足足印了三四个月,才把除奏折外的该收入全集的资料大致复印完毕。

当时,由出版社出面,组织了一批文史专家,对这些文档予以整理。为了更好摸清这些材料的具体情况,我自己动手,先行整理曾国藩的家书。

曾氏的家书是其全集中一个重要部分,名气很大,版本也最多。对于我们所编的这套新版全集来说,整理这个部分,颇有代表性。我将可以找到的版本尽量找来,一本本地阅读比较,最后确定,以曾氏故居富厚堂所藏的抄本及原件作为基础,以光绪二年家刻本及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作为第一参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广泛收集百年来发表与未发表的其他曾氏家书,作为补充。只要是曾氏所写的,全与不全,都一概收进而不遗漏。这个方案,后来就成为整个曾氏全集新版本的编辑总则。

经过一年的努力,新编曾氏全集的家书部分出来了,足足有100万字,是光绪二年刻本的两倍多。为方便读者阅读,我还为每篇书信写了题要,书末并附有人名索引与内容主题索引。捧着刚出版的两大册家书,我有一种欣慰感。不料,就在这种欣慰感还没有消退的时候,便遭遇了风暴。书上市没有几天,《湖南日报》便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大文章,强烈责问“谁在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字里行间火药味十足。我心里有点紧张,参与曾氏全集整理的一些专家也纷纷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背景吗?

我连夜到省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家里,整理出版地方文献这摊子事归他管。这位领导说,据他所知,这篇文章的后头不可能有什么背景,劝我们不必太在意。接下来,并没有看到后续的文章,也没有接到来自领导部门的所谓打招呼之类的话,于是大家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不久,海外却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纽约《北美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题目叫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副题为《评中国重新出版〈曾国藩全集〉》。文章说《曾国藩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

来自海外的这种出乎我们意料的热烈反响,给《曾国藩全集》的整理出版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从那以后,也很少再见到指责这桩事的文章了。

我在整理出版曾氏家书的过程中,先后对他的一千四百多封家书读过四遍,越读我越觉得曾国藩这个人,与我过去脑中的那个反面人物形象的距离越来越远;反之,他家书中的许多言论,倒是与我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接近。这是为什么?曾国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曾氏这个历史人物,人们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除开功利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我决定自己来作一番考察与研究。

我因此阅读大量的相关史料。把与那个时代有关的书籍,无论正史野史,都尽可能地找来阅读。我的编辑工作则逼迫我必须一字不漏地啃读曾国藩本人所留下的一千多万字原始材料。这种笨拙的读书方式,让我看到许多历史的细微末节,而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

曾国藩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很重痕迹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思想和行事都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千余万文字,作为史料来说,固然丰富,但作为辨识他的空间来说,又显得辽阔深幽。我对他的认识过程,是一个步步深入的过程。

从1986年到1993年,这期间我曾写过十多万字的研究曾国藩的文章,其中主要的有《曾国藩对人材的重视及知人善用》、《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因》、《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含雄奇于淡远之中》、《曾国藩的生平与事功》等等。这段时期,我对曾氏的研究,偏重于宏观方面及以往人们所谈论得较多的方面。通过这段时期的研究,我对曾氏的总体看法是,他既不是先前人们所说的“一代完人”、“千古楷模”式的圣贤人物,也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汉奸、卖国贼、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的悲剧内涵的历史人物。细细品味他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是悲凉的,是抑郁的,他的苦多于乐,忧多于喜。这种气氛的强烈,远远超过其风光、荣耀的外在表现。

他的悲剧,不是像晁错、韩信、岳飞一类人那样,为自己所忠于的君王所屈杀,也不是像贾谊、李广、冯唐一类人那样,身怀大才而不被朝廷所重用。他的悲剧表现在他自己的理想,与他所处的时代的矛盾上。他生在一个百孔千疮、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而他却幻想在这片残破的河山上重建汉唐盛世,这难道不可悲吗?他的信仰又是那样的坚定,为之付出的心血又是那样之多,因而他的悲剧色彩也就愈加显得浓重。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开始构思写一部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写文学作品而不写人物传记,这既是出于想让作品有更多读者的考虑,也缘于我的作家梦。1986年秋天,我开始动手写。从那以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我白天编《曾国藩全集》,晚上写曾国藩小说,基本上没有休息日,也没有过年过节的概念。我有时甚至不知道冬天已到、夏天已去。我在小说《杨度》中有一节,说杨度写长篇文章,不知时序推移,忽见院子里的樱花绽放,方知春天已经来到人间。这实际上写的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好在我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生活在晚清那段时空中,都围绕着同一个人物在转,环境无须改变,思考不至错位。1990年8月,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第一部在台湾黎明文化公司问世,3个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以《血祭》为名也将这部书的第一部推出。接着,在1991年、1992年,两岸几乎同步出版该书的第二部、第三部。出乎意料之外,《曾国藩》这部小说受到两岸读者的一致欢迎。有媒体说,《曾国藩》拉近了海峡两岸的距离。不止是大陆与台湾,北美、欧洲、东南亚,几乎整个华人世界都在谈论着这部书。《曾国藩》从第一部出版到今天,已有18年了。这期间,除开台湾黎明公司版、湖南文艺社版外,还有香港版、人民文学社的文集版、长江文艺社的文史对照版、作家社的图文版、湖南少儿社的绘图版,甚至还有台湾汉湘公司的盗版,至于国内的盗版则不计其数。正版总印量已超过一百万。9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召开大型曾国藩研讨会,我以小说家的身分被邀请出席。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将它列为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2003年,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因《曾国藩》小说的热销,还带来两个不曾想到的趣事。一是它带动岳麓书社版的《曾国藩全集》的发行。以往《曾国藩全集》是以编好一本出一本的形式出版,每一本不过印两三千册,个别的只印一千册。1994年底,我们一次性地推出全部30册1500万字《曾国藩全集》,首次便印8000套,半年后,又加印5000套。一部大型历史人物史料,在半年内两次印刷发行13000套,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极为罕见。不仅为出版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二是它引发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曾国藩热”的阅读与出版现象。“曾国藩”就像一个珍稀出土文物样,一旦出土,便为社会所热切关注。最为奇怪的是,其被关注的读者层面非常广,无论政界、军界、商界、实业界,还是知识界、文化界,甚至普通市民,即所谓“引车卖浆流”,也在关注着。反映在出版界,则是各种各样的曾国藩读物大量出版,从曾国藩政书、曾文正公全集到形形色色的曾国藩政治术、谋略术、做官术、人际关系术、看相术,真个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珠目混杂、良莠难辨。从正规的新华书店到个体户的书摊,只要你走近它们,眼球立刻就会被“曾国藩”三个字所吸引。这种现象,大概在中国出版史上也不多见。作为此事的始作蛹者,老实说,我看到这个场面,心里已经没有一丝毫的欣喜之感,相反的倒是觉得隐隐作痛。我想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试图对此现象能起到一点正本清源的作用,于是我开始对曾国藩的第二轮研究。

从2001年开始到2007年,六七年的时间里,我潜心再次阅读曾氏文本,先后推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三部书,即所谓的“评点曾国藩”三部曲。在《评点家书》的前言中,我写道:“曾国藩的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民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我将这个评点系列的宗旨,用三句概括性的话标在封面上:深入一个人物的心灵,破译一个家族的密码,探求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通过对曾国藩的研究来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我认为这是研究曾国藩的正途,也是这桩事业的价值所在。如果偏离这个轨道,一味热心于窥视曾氏成功背后的各种权术,那么出版和研究曾国藩,将会失去它的重要意义。

与评点曾国藩的同时,一个修订《曾国藩全集》的工作也在去年全面铺开。《曾国藩全集》问世已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间,又发现不少新的曾氏文字,尤其是199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了一套八卷本的曾氏资料汇编,其中有许多材料是岳麓版所未收的。这些新发现的文字都应该进入我们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中,所以有必要重新修订这部全集。

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文化解读,我分别充当了编辑、作家、学人三个角色。其实,这三个角色所担当的都只是一个责任,即以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作为切入点,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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